收入分配改革漸行漸近。

    5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聞世震、吳曉靈率調研組兵分兩路，分別選取東、中、西部地區的樣本省市進行密集調研。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也分別展開調研。

    隨著調研和各部委討論的推進，本報記者從相關部委了解到，由國家發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已接近完成。

    “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制定者更多關注初次分配領域。”全國人大財經委的一名人士對記者說，改革方案將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為著力點，充分發揮市場對初次分配的基礎性調節作用。

    吳曉靈曾透露全國人大調研的一個重要結論，即建議減輕競爭性行業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是為“化稅為薪”。記者從人社部得知，此建議亦得到部分部委官員的贊同。

    建議也引發各方熱議。記者近期在企業中調查了解，大部分企業主認為目前稅負過高，因此對于減稅表示贊同，但覺得“化稅為薪”的操作性存在難以解決的問題。與此同時，企業員工則對企業能否自主加薪、及“稅轉薪”的落實監管心存質疑。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對則向記者提出，應將“化稅為薪”流程倒過來——政府應鼓勵企業增加員工薪酬，并據此對提薪的企業采取稅收減免，是為“提薪讓稅”。

    “‘化稅為薪’的自主權在企業手上，但‘提薪讓稅’的主動權在政府手上。”葉青表示，應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的改革結合起來，并行不悖。

    1. 企業稅費之重

    “結構性減稅對應的往往是結構性增稅。”蘇州一家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去年因應對財政收入減少的問題，國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稅收征繳的力度。

    劉經理是陸家嘴核心區一家公司的老總，說是老總，其實手下就四個人，他的業務卻遍布整個上海，甚至很多海外客戶：因為他的業務是幫人注冊公司。

    這個地道的上海人有一句口頭禪：生意不好做，該省的就要省。

    他說的省錢就是指“如何逃避重稅”，在其看來，這也是注冊公司的各類老板最關注的問題。

    也正因為此，劉經理對上海崇明、松江、嘉定這些偏遠地區都非常熟悉，因為“在那里注冊公司可以少交很多稅。”

    按照劉經理的一般做法，他總是勸客戶注冊在郊區，因為市區稅負很重，“做貿易的客戶我都勸注冊在香港或者英屬的一個維京群島，那里稅收更低”。

    在劉總看來，國內的企業稅負的確較重，尤其對于中小企業而言，“以前私企普遍采取一些方法避稅，但現在上海全部在推行稅控機了，很難操作了。”

    事實上，不僅僅是劉經理所說的中小型企業稅負嚴重，大型企業也普遍反映稅費嚴重。

    淮南礦業集團是一家大型企業，是全國520家大型企業集團和安徽省17家重點企業之一，在冊職工高達 12萬多人，直接從事工業生產11萬多人，工程技術人員3377人。

    在安徽省政府官員對淮南礦業集團調研時，據一位參與調研的官員向本報記者透露，淮南礦業集團方面反映稅負較重。

    “自2009年1月1日起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加工制造等行業，起到積極的減負作用，然而對采掘業特別是煤炭行業不僅沒有減負反而在增負。”淮南礦業方面如是說。

    這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增值稅允許抵扣，加工貿易企業有進有出，有進項稅也有銷項稅，兩項抵扣，實際繳納稅負理論上可以是零；而淮南礦業作為資源類企業，其煤炭等是產品，不是買來的，銷項稅多，進項稅少，基本無法抵扣，實際稅負就相應加重。

    據全國人大代表耿加懷公開的一組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際增值稅率僅為3.41%，而其調研的十家煤炭企業實際增值稅負更高，2007年、2008年平均實際增值稅負分別為10.4%、10.7%。

    而到了2009年之后，煤炭企業稅負進一步加重，到了2009年，稅率上升到了17%，這就使得煤礦企業稅負壓力大了很多。

    “結構性減稅對應的往往是結構性增稅。”蘇州一家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去年因應對財政收入減少的問題，國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稅收征繳的力度，使危機中的企業苦不堪言。

    此外，在人大財經委和人社部等提出的調研建議中，更多的是提出將稅負降低，以促使企業提高工資，并沒有提到企業的“費負”，這一塊也是企業的負擔大頭之一。

    不為外界關注的質檢給部分企業帶來的負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華東地區某省組織了政府人員對下屬國企進行了常規調研，結果發現企業竟然普遍反映質檢“檢測過于頻繁，檢測種類過多，收費過高，企業不堪重負。”

    這次調研有一個結果：生產型企業中70%的企業反映質檢部門的問題，一是檢驗檢測的必要性，二是收費的合理性，而這兩者都加重了企業的負擔。

    “一個銷售收入1000萬元的企業，一年的各項檢測費用上百萬，質檢是我們這次督查中企業反映最強烈的部門。”參與其中的一位官員如是給本報記者舉例說。事實上，僅僅將稅降低只能部分降低企業負擔，而更大的負擔則是企業的收費負擔。

    “費不規范的多，企業不可預見。企業預算中無法準確計量，而稅，企業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做好預算。”上述參與調研的官員告訴本報記者。

    即使對于再嚴格的稅收，一般企業都有相應的合理避稅手段，但對于收費而言，則企業根本無法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