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廳長

    崗位風險系數 5.5

    風險點：我國公路建設體制市場化程度還遠遠不夠。

    1. 既是行政長官，又是企業領導；

    2. 項目利潤大，尋租很簡單；

    3. 大權獨握，監督匱乏；

    4. 管理松懈，機制不健全

    縣委書記崗位如何“脫險”

    紅旗出版社原副總編輯黃葦町：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上的講

    要使縣委書記崗位“脫險”，第一，要減少行政權力對市場的干預，使之回歸管理監督的職能，政府更不能使自己“開發商化”。第二，要進一步完善公共權力制約監督機制，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在強化權力監督機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健全官員問責制度。不僅要查處以權謀私的犯罪活動，對沒有履行監督職控的監督、審計等部門負責人也要追究責任。第三，要加強法制建設。在嚴厲懲治腐敗的同時，還要嚴厲懲治行賄犯罪，凈化廉政環境。

    對于已經或即將身處縣委書記這一“高風險崗位”的領導干部來說，“解危”的辦法其實并不復雜。就是只要堅持清正廉潔、公道正派、照章辦事，就能守的住清貧，頂得住誘惑，抗得住歪風，練得就“百毒不侵”之身。絕大多數處在這一崗位上的領導干部，都做到了勤政廉政，就是一個有力地證明。

    一個縣委書記的自白書

    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我懷著一顆火熱的心和抱著干一番事業的想法來到定遠，1990年我被選為副縣長。那時我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所以在金錢方面比較淡泊。我常跟家屬講，如果是一些農民、工人、困難戶送一些農副產品來，拒絕不了，怎么辦？就拿家里的煙酒跟他交換。這樣我內心比較平衡。

    現在是市場經濟社會，人們都講究交換。交換這個詞原來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交換這個詞已經遠遠沖破了商品交易領域，而進入了政治領域、人事領域和思想領域，甚至成了人們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一個因素。現在的人又講求實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東西都不帶，只是嘴上說“老領導啊，感謝你呀”之類的話，你離開后，老領導可能不說，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會說你這個人盡耍嘴皮子，盡玩虛的，這樣你搞了兩次人家還理你嗎？當然不理！

    所以，我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原因就是價值交換這個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觀念里面。第二個就是講究實惠，實惠這個詞已經被我更加具體化了。(陳兆豐被喻為安徽省第一巨貪，110頂官帽賣了150萬，于2006年落馬。)

    縣委書記的致命弱點

    縣官自古以來就是“親民之官”，是溝通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聯系的橋梁紐帶。縣委書記，作為全縣的“一把手”，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位。而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5%的受調查者認同縣委書記的崗位風險高，位排第四。

    “一把手”的監督軟肋

    縣委書記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對上，縣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事業相對獨立，縣委書記可以針對縣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說了算；對下，縣委書記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說大事可以抓，小事也可以抓。

    縣委書記面臨的“利益誘惑”也很大。縣一級的城市拆遷、中小國企的改制等“項目”，往往是資金涉及到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重大工程”， 這些項目往往需要那些具有實權的縣委書記“一錘定音”，其中的“利益誘惑”對一般的領導干部而言都是一種考驗。

    縣委不是基層，但緊靠基層；不在一線，但直面一線。縣委書記，主政一方，有“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之險。然而，目前對縣委書記的選用、管理、監督等沒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往往造成縣委書記權力過大而缺乏真正監督，存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問題。

    由于沒有人真正能監督縣委書記，這種權力最容易產生腐敗，他們有的大肆賣官鬻爵富得流油，有的貪污受賄腐敗驚人，有的一心只圖當大官辦自己的事而失職瀆職，對群眾的利益漠不關心，甚至麻木不仁。

    放眼全國，縣委書記腐敗的新聞時有發生。在安徽，僅以阜陽為中心的皖北地區，就先后有18名縣委書記因腐敗被查處。過去四年，河南共查處貪污受賄的縣委書記22名。最為典型的案例莫過于株洲原縣委書記龍國華。在中紀委、中組部聯合印發的《關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進一步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見》還不到十天，龍國華居然頂風做案，突擊提拔調整領導干部100多人，成為倒在中央“必殺令”前最“倒霉”的第一位縣委書記。

    縣委書記成了縣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轄范圍內，很難找到可以有效制約他的力量。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一把手”的墮落會直接導致區域政治生態系統的惡化。

    真的“山高皇帝遠”嗎

    一般來說，遠離中心城市的縣一級往往是處于“山高皇帝遠”的“政治地理邊緣”， 使得權責不對稱、“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成為縣委書記工作中的最大困難。在分稅制下，財政分配不合理，地方財力不足，也使得這些書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縣級是突發性公共事件的高發地區，如何保證發展與穩定，是對所有縣委書記的考驗，如果處理不善，“甕安事件”就是前車之鑒。

    這種“政治地理邊緣”，一方面給縣委書記開展工作帶來難度，另一方面，導致了官場潛規則更容易流行。

    縣一級主管的權力過大，干部們會把這個縣看作是縣委書記個人的天下，好一點的會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壞一點的就主動參與買官賣官的潛規則。

    這種現象在一些少數貧困地區表現的尤為明顯，如“千萬縣令”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三光書記”福建周寧原縣委書記林龍飛等都是賣官鬻爵“致富””的貧困縣縣委書記的典型。因為他們處在貧困縣的位置，“要想富，動干部”，除了賣官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么“致富”門路了。一縣幾百科級以上干部的任免權，只要緊緊地攥在縣委書記手里，就是一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財富。

    “郡縣治，天下安”。 為保證縣委書記秉公用權、依法用權，避免因擅權濫權而激化社會矛盾、墮入腐敗深淵，黨中央決定對全國近2000名縣委書記進行輪訓，但光靠幾次集中培訓，顯然是不夠的。

    原監利縣委書記杜在新在悔過書中提到，有人曾提醒我前任監利書記有“八大金剛”神通廣大，要我謹慎小心免得重蹈復轍。而我呢？一到監利就被代某、胡某、蘇某等人盯上了，汽車行進的方向完全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事實說明，除了要加強對縣委書記的培訓和教育，還必須進一步完善機制、改革體制、創新制度，加強對縣委書記行使權力的監督與制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普通老百姓真正成為監督的主力軍和生力軍，將極大地彌補“山高皇帝遠”的制度缺陷和僥幸心理。(執筆：人民論壇記者 艾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