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業“環保劫”

    在服裝業全行業、大范圍地面臨供應鏈環保質疑時，拿出透明、積極的姿態顯得十分重要。

    國內的污染事件似乎總是因為環保組織的介入才為公眾所知。這一次，中招的是服裝行業。

    4月9日，包括自然之友、達爾問、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環友科技、南京綠石等在內的5家環保組織，共同發布《為時尚清污 綠色選擇紡織品牌供應鏈污染》調研報告（下稱“報告”）。報告一口氣披露了國內外48個知名服裝品牌在中國的供應鏈涉嫌嚴重環境污染。

    在這些服裝品牌名單中，Adidas、H&；；M、Lacoste、李寧、美特斯邦威、Nike、Puma等赫然在列。環保組織就該報告向48家服裝企業發出了溝通信，截至4月底僅有23家作出回應，其余25家則石沉大海。

    服裝品牌齊陷“污染門”

    由5家環保組織發布的報告，涉及的服裝品牌多達48個，大多數一線品牌均涉身其中。連一些以往看來光鮮亮麗、形象良好的服裝業國際大牌，背后也可能存在環保違規的行為。對服裝行業整體來說，可謂一次不小的危機。

    發布報告的五家環保組織之一的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負責人馬軍認為，紡織行業一直存在比較嚴重的污染問題，特別是印染、染整這樣的工序，每年排放多達25億噸的廢水和其他污染物，可以說是中國水污染最為嚴重的行業之一。

    “中國又是世界工廠，大量的出口紡織產品，很多初級產品比如化纖，加工量占到世界的一半，服裝業產量也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污染卻留在了中國。”馬軍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

    環保組織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紡織業水排量很大，又很少循環使用，基本上經過簡單處理后就排放。而印染等工序產生的廢水，其中成分很復雜，可能含有多種有害物質。

    “很多紡織企業連基本的環保標準也達不到，在我們數據庫里收錄的有過違規記錄的紡織企業就超過了6000家。”馬軍說，從2006年開始，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就一直在運行著一個水污染數據庫。數據庫里收錄了違規、超標排放的企業名單及相關記錄，這些記錄年復一年的積累下來。其中有些企業的問題非常嚴重，包括私設暗管、直排污水、不正常使用水污染設備等情況。而這些企業中，不乏國際、國內大型品牌的供應商。

    “此次只是把其中紡織業的部分梳理了出來，特別是梳理了他們和知名品牌之間的供貨關系。”馬軍說，在梳理出疑似供應商名單之后，環保組織在3月22日、26日、29日分別向48家品牌發送了相關問題，截至目前已經有23家服裝品牌就此作出回應，其中有部分品牌比較積極的做了回應，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品牌至今未作回應。

    這么多知名服裝品牌，其供應鏈都涉嫌環保違規，難道一些標榜綠色、環保的品牌也忽視了應有的社會責任？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從根本上看還是從事經營活動主體的環保意識不足。更準確的說，是企業僅僅將環保管制看做是對其施加的外在限制，沒有認識到環保監管的倫理正當性，并且不認為違反環保法律具有道德層面的可譴責性。”北京大學資源、能源與環境法研究中心王社坤博士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正是在這種思想認識的支配下，企業才會不惜以違反環保監管的要求來降低經濟成本。

    而此次事件的披露，又是環保組織的作為，本應承擔監管職責的政府機構似乎三緘其口。在王社坤看來，相對于民間環保組織的熱情，環保行政機關在環保執法方面的作為并不令人滿意。

    品牌商VS生產商

    “我們只做品牌，并不生產產品，所以環保問題主要和供應商有關。”這是有些企業在回應環保組織質疑時的措辭。

    這不由得使人聯想起蘋果公司因供應商勞工問題所面臨的質疑。如今，代工模式已在許多行業普及，服裝業更是OEM的先驅。那么對于服裝品牌來說，應該對其供應鏈承擔何種監管責任？能在多大程度上規范供應商的行為？

    “很多人糾結于從法律上看品牌商有沒有責任，我想大多數的時候從法律上看，供應商都是另外的一個法人主體。”馬軍認為，這正是全球化所產生的漏洞之一，并非所有的問題都必須靠法律來解決，通過企業社會責任角度也可以解決相當多的問題。

    馬軍對《法人》記者表示，現在總體來看，作為消費者的公眾對品牌有更高的期望，他們期望自己所消費的品牌能夠在環保方面做好，這些品牌也明白這一點，也做出了很多對于環保的承諾。

    “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也并不是很高的要求，而只是希望他們能夠兌現自己的承諾。”馬軍說。

    在北京大學資源、能源與環境法研究中心王社坤博士看來，隨著代工模式的興起，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可能需要重新界定，其核心問題就是品牌商除了對自己親自從事的活動承擔環境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之外，是否需要對代工商的行為承擔環境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

    為了解相關服裝品牌對環保組織發布調研報告的態度，《法人》記者聯系了報告內涉及的阿迪達斯中國和李寧公司。

    阿迪達斯中國在發給《法人》記者的回復中表示，“阿迪達斯已確立了‘截至2020年實現有毒化學物質零排放聯合時間表’，同時也積極吸納包括非政府組織（NGO）在內的機構共同推動該項目，并給予指導。”阿迪達斯還向《法人》記者出示了作為回應調研報告而推出的“安全采購清單”等項目。

    而李寧公司則在發給《法人》記者的聲明中表示，“此乃中國紡織行業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是各服裝品牌要共同面對的事情。李寧公司在較短的時間內已與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等機構進行溝通并采取行動，后續我們將更加廣泛地利用公開信息檢索供應商環境表現。”

    或促產業凈化

    實際上，并非所有企業面對“報告”時都采取了抵制的態度，據馬軍介紹，包括阿迪達斯和李寧在內，有相當部分企業對于報告很重視并積極回應。“報告”的效果不僅僅帶來質疑，同樣也帶來了進步。

    而包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在內的環保組織也并是不一味的“招人煩”，同時也在幫助一些品牌提高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近年來，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還開始與許多知名服裝品牌建立起合作，利用自己掌握的污染數據庫為服裝品牌提供信息指導。

    據馬軍介紹，目前正在運行的污染數據庫，已經收錄了97000條企業違規記錄，這些信息主要來源于政府監管部門的公示，且仍在不斷地更新。服裝品牌企業只要把供應商名單輸入，就可以了解到供應商在過去有沒有因為環境污染而被政府處理過。

    服裝品牌平時若想掌握這些數據具有一定難度，因為記錄凌亂而且分散，不易搜集。但是通過環保組織多年的搜集、記錄，品牌商可以定期利用這些數據做對比，以監督供應商行為。

    “目前這些數據已經推動了超過600家的企業進行整改，其中有一百家以上的企業不良記錄已經得以刪除。”馬軍表示，可以想見，這些數以萬計的企業會被定期檢索，并被告知必須遵守中國的法規，否則可能會失去訂單。

    “目前，我國民間環保組織正在承擔著彌補行政執法能力的不足、監督環保行政執法者、通過協商、信息公開、司法訴訟等方式實現環保執法目標職能。”王社坤告訴《法人》記者。

    中國的環境監管相對于西方國家來說仍比較松散，一些外資品牌進入中國后會利用監管漏洞來擴大利潤，在選擇供應商的時候往往更看重價格，而供應商在價格壓力之下只能靠降低環境標準去贏得訂單。在這樣的背景下，環保組織所承擔的補充責任或許相當必要。

    而對于堅持不懈的作調研并定期發布此類調研報告目的，馬軍也表示，“我們想做的僅僅是給他們一個工具，讓他們能夠通過這個工具來了解供應商的污染情況。同時也給他們一個壓力，如果他們主動去解決，這件事就從一個負面的事情變成一個正向的動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