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劇照

    “十三釵”的情色愛國主義

    朱大可/文

    在談論賀歲大片《金陵十三釵》之前，不妨先簡單回顧一下張藝謀電影的進化路線圖。從民族尋根的《紅高粱》，經過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達底層痛苦的《活著》、《秋菊打官司》和《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我們看到了一個被張藝謀遺棄的早期自我，它不僅表現出導演的杰出才華，更展示了電影人的基本良

    這是一個戲劇性的轉折，意味著中國主流電影的價值轉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義，并于花花綠綠的《三槍拍案驚奇》中達到惡俗的高度。張藝謀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領域(庸俗、低俗和惡俗)的華麗飛躍。

    國產大片主宰的庸眾市場由此誕生了。張藝謀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難題材+愛國主義，制造了政治和商業的雙贏格局，由此成為中國電影的最大救星。但與此同時，張藝謀電影的技術指標和媚俗指數都在與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釵》的上映，即將迎來新一輪身體敘事的狂歡。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風月，最易引發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國情色地理的中心。作為本土最著名的紅燈區，秦淮河搖籃催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陳圓圓、柳如是、馬香蘭、顧眉生、卞玉京、寇白門等名妓，而這個妓女團體的作為，顛覆了唐朝詩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國恨”的著名論斷。李香君頭撞墻壁而血濺扇面，成為《桃花扇》中獻出政治貞操的著名隱喻；柳如是因史學家陳寅恪立傳而身價倍增；董小宛則因金庸的武俠小說而名噪一時。所有這些高尚妓女的事跡，構成了《金陵十三釵》的香艷布景。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年末，日軍在南京展開曠世大屠殺，有30萬人被血腥殺害，其中八萬女性遭到奸殺。這原本是一個殘酷的史實和嚴厲的指控，本是人類反思戰爭暴行的重大契機，但在《金陵十三釵》里，情色地理和戰爭地理，秦淮河的歷史風塵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現場，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場景，卻發生了戲劇性的疊合，由此構成罕見的電影題材，幾乎所有人都會為這種講述而涕泗橫流——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學生和十三個躲避戰火的秦淮河上的風塵女子，以及六位國軍傷兵。而在大屠殺的背景下，青樓女子們身穿唱詩禮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學生奔赴日軍的圣誕晚會和死亡之約。這是明末愛國妓女故事的壯烈再現。

    最后的赴死場面，是一次向愛國倫理的神圣超越。敘事的高潮降臨了：妓女從普通的性工作者，經過赴死的洗禮，轉而成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圣女。“十三釵”雖有經營肉體的歷史，卻堅定捍衛了民族國家的精神貞操，這是電影的基本主題和價值核心。金陵妓女們面對兩次精神性獻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號)獻身，第二次向民族國家(東方的符號)獻身，進而成為向好萊塢和本土獻身的奇妙轉喻。可以預料，美國人和中國人都將為這種獻身而大聲鼓掌。

    作為一個冒牌的神父，英格曼是淪為流浪漢的“入殮師”，為躲避戰爭而在教堂縱酒買醉，還要吃妓女的豆腐，但在救贖他人的危機中，卻完成自我救贖的精神歷程。這是一種源于小說原作者但卻更為高明的敘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萊塢和中國導演及片商的價值鴻溝。嚴歌苓的小說救了張藝謀，為其鋪平通往美國加州的紅色地毯。

    為了推進影片的炒作事務，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寫的《我和貝爾演床戲》一文，事關“好萊塢神父”和中國義妓的激情床戲，這種蓄意的披露，令其成為一件被事先張揚的“桃色案”，并成為片方營造市場氣氛的情欲前奏。

    這場床戲炒作，是片商營銷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無出路的情欲兩邊，分別站立著“神父”和妓女，代表靈魂和肉欲兩種基本勢力。但這場床戲究竟要向我們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靈掙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還是妓女在表演靈魂的超度？抑或是兩者的共贏？而事實上，被涂抹成粉紅色的民族苦難(死亡、仇恨和絕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質，也摧毀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這種教堂情色+戰爭暴力+愛國主義的三元公式，預謀著一種雙重的勝利———張藝謀圓奧斯卡之夢，而制片方則贏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經濟蕭條的年代，這部號稱投資額達6億元人民幣的豪華制作，正在打破中國大片的投資紀錄。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萊塢一線明星給中國打工的輿論，旨在平息民族主義憤青的抵制情緒，并掩飾其討好美國觀眾口味的基本動機。不僅如此，他還在各類場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億元票房，毫不掩飾把影片當做暴利工具的意圖。我們已經看到，從大地震故事到大屠殺故事，有關“發國難財”的民間批評始終沒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釵》把這種發財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們完全能夠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愛情，也不反對以一種人文關懷的角度，來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貞操，但面對南京大屠殺這種沉重題材，制片方卻在眉飛色舞地爆炒床戲和豪言票房價值，這只能構成對全體戰爭死難者的羞辱，更是對八萬被強奸中國婦女的羞辱。把大屠殺的教堂變成情場，把民族創傷記憶變成床上記憶，把政治敘事變成身體敘事，把血色戰爭變成桃色新聞，把重大苦難題材變成重要牟利工具，這種大義凜然的情色愛國主義，難道不是一種價值取向的嚴重失誤？

    12月15日，將是中國電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歡。距離南京大屠殺很遠，而距離圣誕節和票房利潤很近。在15日午夜，鐘聲將敲響十三點。這是一種充滿反諷意味的報時，它要越過十三個女人的故事，向我們說出十三種痛苦和抗議。在十三點時分觀看“十三釵”的確是一種奇怪的體驗：一邊是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名單》和猶太人的哀歌，一邊是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和中國人的視覺歡宴，它們構成了如此鮮明的對比，令我們感到汗顏。我們將抱著自己的良知無眠，猶如抱著一堆荒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