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華西村掌門人吳協恩：

　　我是守業者，慢進就是退

　　10月8日，作為建村50周年的獻禮，華西村328米的高樓正式對外亮相。華西村再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并遭到不少質疑：“炫富”、“無法代表中國新農村建設方向”等。

　　“華西村一直都在風口浪尖，說好說壞都沒關系，我們沒時間去辯解。關鍵是要給老百姓做實事，實實在在，實事求是。”10月28日，在接受記者獨家專訪時，華西村少帥、掌門人吳

　　“我是給華西打工的”

　　2003年，華西村的老書記吳仁寶退休，吳協恩接棒。吳仁寶有四子一女，吳協恩是老幺。為什么是老幺接棒？吳協恩笑道：“他們腦子一熱就讓我來做了。”

　　吳協恩曾經當過兵，做過供銷員，還當過廠長，經歷比較豐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父親吳仁寶，他大都用“老書記”這個稱謂，來表達對父親的崇敬之情。“如果沒有老書記，我們也許都還在城里打工呢！”

　　吳協恩身兼多職：江陰市華西村黨委書記、村主任、華西集團董事長，但他的名片上僅僅印了華西集團公司董事長的名頭。為什么沒有印書記的職務？“這是便于同外國客戶打交道，他們不太能理解‘書記’這個稱謂。但我從來不喜歡‘企業家’的稱謂，我認為自己還到不了那個‘家’字。我給自己的定位是為華西打工的。我們是集體控股、個人參股的形式，吳家不是控股股東。”

　　當然，在做事情的風格和觀念上，吳協恩和父親吳仁寶也有所不同。

　　“我有個習慣，開拓任何一個新領域，如果沒有合適的人才，我寧可不做，也要等。”吳協恩說，“為了發展金融業，我看好一位在國有銀行工作的朋友，但他當時在單位做得風生水起，無意出山。我只好耐心等待，一等等了三年。好不容易這位朋友過來了，但沒想到，老書記不同意。因為金融業對他來說，看不見摸不著，不靠譜。怎么辦？”

　　“你不同意，我就不干了。”吳協恩實際上走了一條迂回路線，“我就學老書記當年搞地下工廠的方法，悄悄地開起了‘地下公司’。到年終盤點時，老書記發現，這家公司盈利不錯，問這個公司是做什么的。”

　　父子間的一場沖突就這樣被化解，“咱們拐個彎也照樣可以到‘北京’嘛。”

　　華西作為中國第一村，有沒有擔心被別人超過？“我希望被超過。我們不要考慮做第一，要考慮給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吳協恩說。

　　“共同富裕不是均富”

　　華西為什么成功？“原因是少走了彎路。在分田到戶的時候，華西不是先進；在企業轉制的時候，華西也不是先進。實踐證明，華西走的道路是正確的。有很多人問我，華西會不會變？我認為沒有必要變，更重要的是傳承。50年來，華西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共同富裕。”吳協恩說。

　　2001年以來，華西村開始實施并村計劃，周邊的13個行政村陸續并入，被分別編號為華西一村到十三村，而原來的華西村，則被稱為華西中心村，14個行政村共同組成“大華西”版圖。

　　有媒體報道，華西也有貧富差異——最上層的是中心村村民，中間是新村民，最底層的是外來打工者。“華西現在人均年收入8萬元。”吳協恩回應道，“共同富裕不是均富。華西村給每個村民提供基本保障，但如果要住好房，開好車，必須要靠自己勞動，決不能坐享其成。機制健全很重要，如果機制不健全，人很容易滋生懶惰。健全的機制一定會激勵先進，鞭策落后。”

　　“老百姓不怕你多拿，就怕不知道你拿多少。華西什么都是公開的，村干部拿多少，經理拿多少，只要公平公正，老百姓也是講理的。華西的干部就像老書記一樣，并不拿滿應得的報酬。按照合同，有的管理者年薪最高能拿到數千萬，但他們都不拿，最多拿到幾百萬。因為主管不拿，下屬沒辦法拿。”

　　華西村的文化同樣是一筆寶貴財富。吳協恩告訴記者：“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就提出了華西文化，核心是‘六愛’，‘愛黨、愛國、愛華西，愛親、愛友、愛自己’。特別是愛自己，好像不以為然。其實，很多人在利益面前，經受不住考驗，甚至鋃鐺入獄，這就是‘不愛自己’的表現。遵紀守法其實是愛自己的底線。”

　　每年投入數千萬教“學生”

　　“華西村不可復制，又可復制。對到華西來參觀、交流的人，我一直講一句話，‘學華西，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并不是一定要走華西的路’。”吳協恩向記者分析道，“每個地方的環境、文化都各不相同。就江蘇省內而言，蘇南蘇北，同一個政策執行的效果也不同，何況中國的地域差別這么大。模式最好百花齊放，不一定在農村搞工業就是發展，搞農業也是發展，宜工則工，宜農則農。但宗旨只有一個，即發展為民。”

　　“小平同志曾經說：‘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達到共同富裕。’前一句話大家都聽進去了，但后面一句話忘掉的人不少。關鍵還是我們的世界觀，承擔社會責任的問題。”吳協恩感慨地說。

　　幫扶更多的農村富裕起來，一直是華西人的心愿，但如何完成卻并非易事。“最糾結的不是華西村的發展問題，而是幫扶的問題。幫扶周邊村，幫扶全國各地，這個工作最難。”

　　“過去，我們曾經幫了很多地方，也嘗試過很多種方式。比如，直接給錢，幫他們辦企業，或者幫買拖拉機等，但等我們走了以后，不久又會出現問題。幫扶成功的概率很小。”

　　“有時，我們到一些貧困地區去實施幫扶。當地領導和我說的大都是‘作為貧困縣，國家財政每年撥給我多少多少款項’，但他們沒講，或者沒有更多地講，‘我這個縣的優勢在哪兒？我們如何發揮這種優勢，讓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老是等著別人輸血，缺乏自我發展的內在動力。”

　　現在，華西的幫扶模式已經改變為培訓。10年前就開始實行全國農村基層干部培訓計劃。吳協恩告訴記者：“迄今為止，培訓人數達到30萬人。有的免費呆一個禮拜，有的適當收點費用。僅此一項，華西村每年投入就達數千萬元。”

　　要想復制華西，吳協恩認為有兩點很重要：一是村官。作為領軍人物，是不是一心為民，農村工作很繁瑣也很艱苦，能不能吃得下這個苦，能不能承擔起責任都是一些考驗。其次，當地的發展理念和氛圍。“有些村官也很想好好干，也想干好，但往往你稍微干得好一點，也許吃都被吃光了。村官畢竟很小，上面領導的發展理念，對你支持與否都很重要。說起來就是當地的發展氛圍，上上下下是否齊心協力帶領老百姓共同致富。”

　　“華西不需要跨越式發展”

　　華西村一直在轉型。創業者吳仁寶完成了第一次轉型，即從農業轉到工業；繼任者吳協恩開始了第二次轉型，從工業轉到服務業。據吳協恩透露，“目前，三產中，工業占到58%，服務業占到42%，而農業已經升級為服務業，成為觀光農業或者科普農業，全國最大的南瓜就出在華西。”

　　他同時透露，“華西不會放棄農業，但會用高科技來提升農業。華西村將要投資7～8個億，建成國內最好、國際一流的高科技農業。目前，正進行可行性論證，有望明年正式實施。”

　　產業轉型，吳協恩提出了四個字，“提升、調整”。吳協恩顯得很謹慎，“做企業不是賭企業，高科技同樣蘊含著高風險。我們不能因為轉型，影響華西人的生活。華西沒必要去變，更重要的是傳承。華西不需要跨越式發展，而要穩中求進。”

　　吳協恩給本刊記者說了這樣一個先行探路轉型的故事。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大家就提到無形資產，但到底什么是無形資產比較模糊，譬如，這個企業品牌值多少億，但到底值多少錢，我沒看到。那時候，懵懵懂懂，怎么把無形資產轉化為有形資產？我一直在嘗試這個事情。”

　　1994年，華西找到了一家已經虧損兩個多億的淮陰卷煙廠合作。允許對方使用華西的名號，華西不投錢，還要收取一定的品牌使用費。雙方一拍即合，但到底行不行、效果如何？誰都沒有底，但沒想到，效果出乎意料，華西牌香煙一炮而紅。這個廠不僅被救活了，還一舉扭虧為盈，發展成為幾十億的大公司。

　　接受本刊采訪時，吳協恩抽的正是華西牌香煙。“此次合作最大的收獲就是理念的沖擊與更新”。華西村從此走上了“從實到虛，從重到輕”的轉型之路。

　　吳協恩向記者描繪了華西村的未來，“我們還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但要與時俱進。未來的華西將向五個方面發展。一是遠洋海工。珠港澳大橋就有華西團隊參與。二是航空旅游。我們自己買了兩架直升機，進行低空旅游。三是物流倉儲。華西有兩個5萬噸級的碼頭，與荷蘭的殼牌、日本的三菱公司合作，做化工產品的倉儲。同時，還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提供棉花倉儲，面向長三角地區市場。四是資源。華西在西部地區擁有礦產資源，以重慶為中心，向西北、西南輻射。五是金融。華西參股了幾家國家銀行、兩家證券公司，還有典當公司、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

　　“我爸爸是創業者，我是守業者，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吳協恩重任在肩。（記者 胡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