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鄱陽縣農村信用社認為，“責任是雙方的”，可是，面對9400萬的大洞，農村信用社顯然處于不利地位。

　　“因為政府可能‘打落牙和血吞’，農村信用社就需要為穩住財政這個大客戶而墊付這筆錢。”上述支行長分析說。

　　官方態度則非常堅決。2月23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致電鄱陽縣宣傳部副部長陳慧斌，他明確表示：“資金應該是由銀行來賠，追繳的錢能追多少錢都是銀行的，但是9400萬必須銀行

　　鄱陽縣財政局黨組成員徐曉明也持此觀點，“事故是由于銀行把關不嚴所造成的” ，不過賠償的具體事項“現在還定不下來，正在交涉”，因為畢竟，“銀行也不是聽我們當地縣政府的，它是由銀監部門管理的”。

　　江西省農村信用聯社有關人士則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現在我們很為難”，因為“剛剛組建的地方性農信社規模一年也就三十幾個億，所以我們墊付這9400萬，實在既困難又說不過去。”

　　但是，如果不墊付，顧慮則更多。“一是鄱陽的財政也確實困難，哪里有錢來填補此漏洞，另一方面，省里、市里都很關注和重視此次事件，我們就怕受此事件影響的擴大，慢慢大家就會覺得農信社不安全，財政局就會撤走財政在農信社的存款。”

　　江西省農村信用聯社的擔憂顯然很有必要，因為農信社的生存和發展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地方財政資金中的財政存款、涉農部門等是農村信用社的大客戶。”

　　此外，商業銀行對農村信用社所造成的壓力也不容忽視。“我們與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現在我們新開戶會很困難，再有財政專戶，他們就會很謹慎，我們的生存難度加大了。”上述省農信社有關人士表示。

　　但也有銀行業同行認為，農村信用社并不是“冤大頭”，因為，“農村信用社有政府背景，江西省農信社就是江西省政府的，而且農村信用社在縣鄉一級總量最大，最有話語權，財政資金和農村信用社的合作是打不散的。”所以，既然是一家，誰來補洞就不重要了，“不過是從左口袋掏到右口袋。”

　　王碧青律師用“不懂金融，不懂金融法規”來評價上述觀點。“財政局和農村信用社分屬于兩個系統，在金融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怎么可以混為一談？”

　　但王碧青律師也提及，責任承擔和補償漏洞的時機還有待商榷，因為法律上有“先刑后民原則”。“先刑后民”就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先追究其刑事責任判定刑罰，再追究民事責任給予賠償。

　　“這個案件是否適用還要看事實證據，根據目前情況，我個人傾向于不適用，因為財政局是可以以存單等票據為證據，向農村信用社索賠的，只要農村信用社有賠償能力，就應該承擔補償義務。”王碧青律師說。

　　洪艷蓉則認為，作為一個經濟犯罪案件，追回巨款補上漏洞，需要按照公安系統的經濟犯罪處理辦法，對犯罪嫌疑人實行國際追捕和引渡。“當然，這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