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河北省高院研究通過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該實施細則以“酌情減少被告人基準刑的20%以下”的方式鼓勵被告人親屬“大義滅親”。但，在中國的傳統倫理里，告發親友的“大義滅親”恰與“親親相隱”

    大義滅親情法難兩全

    今年年初，安徽碭山縣房產局局長劉某被舉報有“貪污受賄、嫖娼”等行為，這封舉報信出自這名局長的前妻張某和17歲的兒子小劉。小劉母子倆2月11日住進了局長辦公室，守了室內3個保險柜整整8天時間，小劉母親甚至用繩子把自己和保險柜捆在一起。直至有關部門當著小劉母子的面，打開保險柜，從中查出現金、存折、古玩等財物后，兩人才離開辦公室。

    有網絡媒體在報道這個新聞時，使用了“大義滅親”這樣的字眼。

    其實，此案至此并未了結，余響更能發人深思。劉某的前妻事后稱：“我和他畢竟是近20年的夫妻，一起打拼，一起奮斗支撐了這個家……我不想他被搞得很慘，畢竟我和他曾經有過夫妻情分，畢竟兒子以后還要健康地生活。我只是太惱恨他了。”小劉也表示，他現在有點后悔在網上發帖，引起了這樣大的反響，“畢竟是自己的父親，我現在有點后悔！”

    還有這樣一個較早的案例，是2003年《北京晚報》報道的。出身河南農村的少年張鴻雁，輟學打工供哥哥上學。為了給哥哥籌措上大學的報名費鋌而走險，偷了舍友的4萬塊錢。警方接到報案后，找到正在上海上學的哥哥張洪濤，要他協助抓捕自己的弟弟。于是張洪濤聯系到張鴻雁并將他騙到了上海，使張鴻雁被提前埋伏的警察抓獲。

    這件事在當時同樣引發了極大的關注。有人說，哥哥完全可以不與警察合作，另尋機會勸弟弟把錢偷偷地送回去。還有人說，勸弟弟投案自首也比把弟弟騙來讓警察逮捕歸案好，起碼量刑要輕。

    不論如何，在這里，情與法產生了沖突。不能說哥哥守法是錯的，但也不好說他協助警方誘捕弟弟是對的。

    為什么會有鼓勵“大義滅親”這樣的立法舉動？顯而易見，是為了降低執法成本、提高破案率，但是“大義滅親”的行為，會對親情倫理造成傷害，這是必然的。

    微博中，有網友認為，家庭穩定本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大義滅親恰恰破壞家庭穩定。

    81.5%逃犯曾被窩藏過

    親親相隱是中國古代傳統的倫理道德，唐朝以后曾經明文寫入律法。為什么新中國的法律中沒有了呢？

    據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的劉樹德介紹，親親相隱之所以在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沒有明文規定，首先是受我國立法指導思想的影響，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以馬列主義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立法時，哪些該吸收為我所用，既沒有仔細研究，也未做具體分析，只做了簡單化地處理；其次，新刑法有三大原則：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刑平等。而親親相隱的規定必然與罪刑平等原則相矛盾。

    然而法律不外乎人情，剛性的平等原則是否也要考慮人倫天性？

    據武漢市公安局1997年對連續三年所抓獲的越獄逃犯的調查顯示：81.5%的逃犯都被窩藏過。一位母親因藏匿自己犯罪的兒子被捕入獄，在獄中，當記者采訪到她時，她還這樣說：“我能藏一天算一天，盡一盡做母親的心。”由此可見，在現實社會生活中，“親親相隱”大于“大義滅親”，即“情”遠遠超越于“法”，尤其是在直系親屬之間。

    這樣的案例古代也有。《史記·循吏列傳》記載：石奢為楚昭王相。其父殺人，縱其父而還自系，王赦其罪，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這就是兩難困境的悲劇。

    專欄作家連岳曾經在《作為底線的尊嚴》中提到發生在澳大利亞的一件事。近年來一直受聘于澳大利亞體育學院，并培養出奧運冠軍波波夫和克利姆的俄羅斯金牌教練圖雷斯基，由于被發現在家中非法窩藏興奮劑而接受法院傳訊。這個案件需要圖雷斯基夫人的證詞，而澳大利亞法律認為，如果證詞對婚姻關系造成傷害，則不采信。因此，法庭宣布圖雷斯基無罪。

    所以，一位從事刑偵工作多年的老公安認為，在懲罰犯罪的同時對這種親情間的行為也進行懲罰，未必能對社會起到警戒作用。懲罰面太廣，勢必樹敵太多，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關鍵問題是要做好“親親相隱”和法律的銜接問題。

    某門戶網站的一項調查表明，有26.2%的人表示支持，認為能降低執法成本，是法治觀念的進步；但高達55.4%的人表示反對，認為會沖擊傳統上的家庭觀念，加劇社會對傳統道德的漠視。更有網友譏諷說，大義滅親的著重點恐怕不在“親”，而在“滅”。

    倫理與法律相結合

    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世界很多國家法律當中都有的容隱制度(又叫親屬拒證權制度)。容隱，顧名思義，容，容許、允許，隱，隱瞞、隱匿，就是允許至親之間對犯罪行為隱瞞不報。

    有法律學者對容隱制度非常推崇，認為體現了法對實質公平、正義價值的追求，是倫理與法律的完美結合。雖然在立法與執法的細節上還有很多值得研究之處，如對親屬拒證事項的適用程序和必要限制等，但早日建立并完善容隱制度，必將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有利于妥善處理“情”與“法”、“仁”與“義”的關系，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國外法律

    容許親親相隱

    中國的法學家們早就發現，在處理親屬犯案件時，西方法傳統特別是近代西方法與中國傳統法律多有不謀而合之處。

    例如英美法中，夫妻享有拒絕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只有夫妻之間知道的情報和信息。不能強迫夫妻對其配偶做不利的陳述。

    大陸法系的德國和日本刑法典規定，一定范圍內的親屬和關系密切的人享有拒絕作不利親人的陳述，窩藏得以減刑或免受刑罰。西方法律對此類規定的立法基礎在于尊重個人權利和維護社會關系的穩定，防止司法專橫而傷害人們的感情。

    在澳大利亞曾有這樣一個案例，父親販毒，女兒知情但拒不交待，警方以包庇罪起訴女兒，法院最終判女兒無罪。法官的理由很簡單：法律不能傷害人倫和親情，否則，其對社會的危害將大于刑事犯罪。

    刑法學之父貝卡里亞反對基于背叛、出賣為基礎的證詞，即使這些證詞是確定無疑的，也不應當采信。他的理由是；背叛、出賣，是犯罪者都厭惡的品質，我們不能以罪犯鄙夷的品質來對付罪犯，法律首要的是維護人類的尊嚴，而不是淪落成“合法”的犯罪。一些國家的法律更忠實于貝卡里亞的想法，它們甚至規定，如果一個人背叛自己的婚姻關系、家庭關系去舉證自己的親人，那么反而是一種犯罪行為；它們認為，沒有比這種背叛更傷害人類的尊嚴了，它的社會危害性不言自明。

    大義滅親

    親親相隱

    “ 大義滅親”的意思是為了維護正義，對犯罪的親屬不循私情，使受到應得的懲罰。語出《左傳》，春秋時期，衛國州吁弒兄篡位，自立為君，不施仁政，憂其王位不穩，問計于寵臣石厚。石厚問計于其父石碏，石碏假意獻策，誘殺州吁、石厚于陳。于是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親親相隱

    《論語·子路篇》中，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意思是葉公告訴孔子說：“我的家鄉有個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告發了父親。”孔子說：“我家鄉的正直的人和你講的正直人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正直就在其中了。”

    這就是被儒家奉為金科玉律的“ 親親相隱”的淵藪。

    親親相隱最早見于漢宣帝時期的規定，即卑幼首匿尊長者，不負刑事責任。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一原則進一步得到確認。唐律對 親親相隱原則作了具體規定，以后各朝的規定大體上與唐相同，其內容主要有3點：親屬有罪相隱，不論罪或減刑；控告應相隱的親屬，要處刑；有兩類罪不適用 親親相隱原則：一類是謀反、謀大逆、謀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類是某些親屬互相侵害罪。（策劃 朱啟禧 執筆 狄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