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36，這是今年1月8日中央紀委副書記李玉賦向外界通報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情況時透露的一個數字。2009年，全國各地區各部門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有關規定，對7036名領導干部進行了問責。

    在過去的一年里，從中央到各地問責辦法的紛紛出臺，到一批批官員被問責下馬，在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主任楊小軍教授看來，這表明，黨和國家在廉政建設以及公務員作風建設上，由突發事件引發的問責“風暴”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人的因素在降低，制度的因素在明顯增強。“從實踐效果來看，法制化的規則更加理性，可以迫使各級干部反躬自省，自覺提升責任意識和執政水平，問責制已成為常懸在官員頭上的‘利劍’。”楊小軍說。

    各級問責辦法紛紛出臺

    此前，2008年，行政問責在全國各地頻頻發力，以襄汾潰壩事故和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為標志，無論從辭官免官涉及的部門看，還是從被撤職的官員的“官階”看，“風暴”之強勁前所未有。與此同時，對于行政問責制度建設的呼聲也愈高，這一點在2009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得到了推進。

    2009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這一文件對問責情形、方式、對象、程序等問題均作出了規定，成為加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領導干部行為規范的重要舉措。

    在此前后，許多地方政府已經先后開始了問責制度的探索和建設。

    在廣州，經過半年多的調研和反復討論，《廣州市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暫行辦法》于去年4月1日正式實施，從不接受輿論監督等7個方面對黨政領導干部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應予問責的情況進行規定。

    此外，根據各地的問責辦法，在南京，“黨政一體問責”首次立規，6種結果將被入檔；在石家莊，公職人員38種行為將被問責。在行政問責制已實施兩年的云南，已經有2942名干部被問責，其中包括22名廳級干部，行政問責制的實施范圍從行政機關向學校、醫院等基層單位延伸。省政府秘書長丁紹祥說，行政問責制使全省干部作風有了明顯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