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一審判決:“文章沒有直接且排他指向”

    2009年5月8日上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就該案作出一審判決，陸幽敗訴。理由是:

    “涉案文章提及‘國家隊首席跟隊記者’與國家隊時任主教練發生宮外孕之事，但采用了隱名的，并未寫明包括該人姓名、年齡、工作單位等在內的具體身份信息。文中涉及該人特征的語句包括‘國家隊首席跟隊記者的身份’、‘宮外孕’、‘很多粉絲’、‘

    據此，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陸幽的全部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黃健翔在博客上發表聲明，“感謝法律的公正，還我一個清白。”

    陸幽說，為了證明黃健翔誹謗的那個人就是自己，她向法庭提交了幾千頁的證據公證和上萬條的網頁搜索，“所有這些都統統指向一個人，那就是我。可是，當媒體和網民都眾口一詞地鎖定黃健翔博客里所說的與杜伊有‘性丑聞’、‘宮外孕’的‘足球首席記者’是陸幽時，法庭卻認定那個人居然不是我———因為公眾從黃健翔的博文中不能直接判斷出是我。”

    “問題是:到底是誰代表公眾，是法官嗎?”陸幽質疑道。

    D

    上訴:“言論指向明確且具有實際惡意”

    5月25日，陸幽向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遞交了上訴狀。

    這份長達13頁的上訴狀寫道:“認定涉案文章是否損害了陸幽的名譽，前提是確認文中所稱被杜伊搞成‘宮外孕’的記者，是否就是央視‘足球之夜’首席記者陸幽這一‘特定人’。雖然黃健翔并未指名道姓，但其對‘私人生活的攻擊’確有具體目標和明確指向———沒有指名道姓地明說并不等于他誰也沒說;在此基礎上，結合上下文語境和公眾普遍認知，考慮到他確有渠道了解陸幽的‘宮外孕’隱私，參考‘宮外孕’不高于百分之一發生率的醫學統計結論，這就決定了他文中指稱的被杜伊‘搞成宮外孕’的國家隊首席跟隊記者，不可能是紙媒記者，也不可能是在此期間并無‘宮外孕’經歷的央視其他女記者，而只能鎖定在上訴人陸幽一人身上。……根據司法解釋規定精神，結合公眾在‘黃文’發表后眾口一詞的‘推斷’，文中所指‘宮外孕’首席記者顯然是上訴人陸幽———黃健翔本人是否親自推斷無關緊要，只要任何第三人作如是觀，其指向便可明確。

    “陸幽指控黃健翔發表涉案文章的行為侵害自己的名譽權，她已就此舉證證明了其為央視‘足球之夜’首席記者、自身確有‘宮外孕’經歷、黃健翔有機會獲悉此隱私信息、公眾讀罷普遍認為指向的是她本人、黃健翔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等等。相應地，黃健翔的否認作為一項主張，其本身并不能當然構成否認的證據，否認作為待證事實得以成立，前提便是需要否認者舉證加以證明。因而，黃健翔若想反駁陸幽對其提出的侵權指控，在對方已經盡力舉證且構成了對其否認主張的合理質疑后，須就其反駁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提供證據，亦即舉證證明有關‘宮外孕’的指向并非陸幽而是另有其人，或顯而易見地不是指向陸幽，或已就公眾錯誤認知明確澄清和毫不含糊地‘辟謠’了———僅以未曾指名道姓作為抗辯，不能構成有效抗辯而只能是狡辯!此時的舉證責任便相應轉而由黃健翔承擔。法庭不能要求陸幽如此無休止地永遠‘舉證’下去。”

    上訴狀還指出，“以黃健翔在圈內浸染多年人脈廣泛，不僅有機會獲悉陸幽‘宮外孕’信息，有渠道了解杜伊私生活真相，有能力核實兩者間‘緋聞’的真偽，但他明知虛假竟漠視真偽地發表涉案文章，不僅導致陸幽‘宮外孕’隱私成為公眾談資，而且露骨影射陸幽與杜伊間的私情假象，極大降低了陸幽的社會評價。一審公證證據和網絡現存信息，無可爭議地證明這種傷害和創痛，對陸幽而言難以承受和無法挽回。更有甚者，在網友紛紛據此將矛頭指向陸幽，有人在留言板跟帖追問‘宮外孕’所指的情況下，黃健翔依然不作澄清，放任輿論對陸幽的損害急劇放大。證據顯示，在刪除所謂對‘個人生活的攻擊’內容后，黃健翔長達十天不作任何挽回;在《賊喊捉賊》博文中，黃健翔以文中從未指名道姓為自己開脫，客觀‘坐實’了外界就‘宮外孕’指向的疑慮。這表明，黃健翔的行為主觀上具有實際惡意。”

    上訴狀認為，“黃健翔公開披露陸幽‘宮外孕’隱私信息已經構成侵權，捏造其‘宮外孕’系因杜伊‘鑄成’，兩種手法互為表里，在世界杯預選賽關鍵戰的前夕和歐洲杯賽事在即的背景下，瞬間便在公共輿論領域引發軒然大波，對陸幽名譽的損害難以估量，導致其社會評價大為降低，侵權顯而易見。”因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支持陸幽全部訴訟請求，或將本案發回一審法院重審。